(网经社讯)清晨7点，杭州西湖边的张大爷打开手机，五分钟内在社区便利店下单了今天的牛奶和报纸；8点，上海市中心的90后妈妈将孩子送到配有智能手环的“数智夜托”托育园；下午3点，北京的刘奶奶在家中对着AI助餐机器人说一句“我想吃红烧肉”，系统自动匹配附近社区食堂完成配送；晚上8点，广州的白领小李用手机App锁定距离自己最近的自习室小时座位……

如果你置身这些交织在现代都市里的“晨昏线”，你会发现，我们每个人的一天，几乎都是在生活性服务业的浸润中度过的。从早起买菜、按时送托，到夜间求助、在线问诊，这些看似寻常的日常瞬间，串联起的是一个关乎民生福祉的万亿级产业——生活性服务业。

“生活性服务业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冷暖，是衡量民生福祉的“温度计”，也是服务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”。

这位精神矍铄又温文尔雅的著名服务经济学家，娓娓道来、如数家珍，逻辑严密、脉络清晰的叙述几乎就是一篇完整的采访专稿。

对于我们提出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、数字时代的变革趋势以及未来的品质化、多样化、便利化之路，郑吉昌教授从人类文明之初的服务萌芽，到中国生活性服务业的三次起跳，再到数智技术重塑消费时空，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服务业全景图谱。

一、全球回望：生活性服务业，一部与文明同行的千年史

从物物交换到市井百态：服务业的古代萌芽

生活性服务业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。在人类文明的最初曙光里，服务就已经以最朴素的形式存在了。

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古巴比伦，《汉谟拉比法典》中就记载了关于客栈、酒馆经营和借贷服务的条款。在古埃及的底比斯城，理发师、洗衣工、厨师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行当，为市民提供日常服务。而在古希腊的雅典，随着城邦经济的繁荣，市场上出现了专门代写书信的“书记员”、代为诉讼的“演说家”，甚至还有最早的“职业媒人”——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生活性服务业的雏形。

中国古代的服务业同样源远流长。《周礼》中记载了“五市”制度，即有固定交易场所的“市”中，不仅有商品交换，还有酒肆、饭铺、旅舍等服务于行旅和市民的业态。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，丝绸之路上的驿站、客栈、货栈、钱庄等服务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为往来商旅提供食宿、运输、货币兑换等一站式服务。到了唐代，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更是“二百二十行，四面立邸，四方珍奇，皆所积集”，其中餐饮、住宿、租赁、寄售、娱乐等服务行业高度发达。诗人杜牧笔下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”，描绘的正是江南地区乡村服务业的繁荣景象。

宋代是古代中国生活性服务业的一个高峰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汴京虹桥一带鳞次栉比的店铺里，不仅有正店（高级酒楼）、脚店（普通饭馆），还有茶坊、酒肆、旅店、浴堂、医馆、算命卜卦铺、说书场、瓦舍（综合娱乐场所）……服务门类之齐全，分工之细致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当时汴京的夜市“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”，通宵达旦的服务供给，与现代城市的“24小时便利店”何其神似。

工业革命：服务业从“附属”走向“独立”

真正让生活性服务业发生质变的，是18世纪中叶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。

工业革命带来了三个根本性的变化。

第一，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。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，传统的“自给自足”生活方式被彻底打破。人们不再自己种粮食、做衣服、盖房子，而是需要到市场上购买面包、成衣、租房——这就催生了大规模、标准化的生活服务需求。曼彻斯特、伯明翰等工业城市的兴起，也带动了工人食堂、廉价旅馆、公共浴室、洗衣房等面向普通市民的服务业态蓬勃发展。

第二，中产阶级的崛起改变了消费结构。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收入的提高，人们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“非生存型”消费。19世纪的伦敦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百货商店——怀特利百货店（Whiteleys），号称“什么都能买到”，从针线到家具，从理发到修鞋，甚至代办旅游订票。这种“一站式购物+服务”的模式，正是现代生活性服务业综合体的前身。

第三，技术进步催生了全新的服务业态。铁路的普及让“旅游”成为一种大众消费活动。1841年，英国人托马斯·库克组织了世界上第一趟包租火车旅游，此后旅行社、酒店、导游、旅游保险等一系列关联服务应运而生。电报和电话的出现，则让信息的即时传递成为可能，为后来的预订服务、远程咨询等奠定了基础。

到20世纪初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普遍超过了40%。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在1968年提出了“服务经济”的概念，标志着人类经济形态正在经历从“工业经济”向“服务经济”的划时代转变。

后工业时代：从“生存型服务”迈向“发展型服务”

20世纪下半叶，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生活性服务业进入了“加速迭代”的新阶段。

一方面，服务供给从“满足基本生活需要”升级为“提升生活品质”。餐饮从“吃饱”走向“吃好”“吃出文化”；住宿从“过夜”走向“体验”“社交”；旅游从“观光打卡”走向“深度游”“定制游”；健康服务从“治病”走向“预防”“康养”“抗衰老”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“尊重需求”和“自我实现需求”，在服务业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载形式。

另一方面，服务的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。特许经营、连锁经营、品牌化、标准化成为主流模式。麦当劳的金拱门、希尔顿的酒店服务标准、星巴克的第三空间体验——这些全球知名的服务品牌，将原本不可复制、难以标准化的“服务”，变成了可以跨地域、跨文化复制的产品。1980年代，沃尔玛将条形码、卫星通信、供应链管理系统引入零售服务，开创了“数据驱动的零售服务”先河。

进入21世纪，互联网、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技彻底打破了服务的时空边界。亚马逊将电商与物流、云计算、数字内容服务深度融合；优步（Uber）用算法匹配改变了出行服务；爱彼迎（Airbnb）让闲置住房变成了旅游住宿供给……生活性服务业不再只是“面对面”的交付，而是越来越多地借助数字平台实现“远程交付”“按需交付”“智能交付”。

可以说，全球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人类生活方式从“自给自足”到“社会化分工”，从“生存型”到“发展型”，从“实物消费”到“体验消费”的浓缩史。而中国，正在以全球罕见的规模和速度，走完发达国家用了一两百年才走完的路。

二、中国道路：生活性服务业的三次“起跳”

生活性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，与改革开放的进程高度同步。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，它经历了三次“起跳”——每一次起跳都伴随着制度松绑、需求释放和技术赋能，每一次起跳都让服务的覆盖面更广、质量更高、形态更丰富。

第一次起跳（1978—2000年）：从“几难”到“有得选”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中国生活性服务业的起点，是极其现实的“几难”困境——住店难、吃饭难、乘车难、做衣难、修理难。那时的北京街头，国营理发店前排长队是常态；下馆子吃饭被看作是“奢侈享受”；普通人出远门，往往要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晚。居民服务供给严重不足，物质生活和精神消费长期处于“短缺状态”。

为破解这一困境，1985年初，北京市委市政府率先出台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、解决人民生活“几难”的相关规定。此后，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的商业服务业开始蓬勃发展，一批小型个体餐馆、旅馆、修理铺在街头巷尾涌现。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服务业的“毛细血管”，到1987年上半年，北京的“住店难”问题得到初步缓解。

1992年，《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》出台，服务业被提升至战略高度。到2000年，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9%，生活性服务业已经初步形成规模。但整体而言，那时的服务业仍是“配角”——它跟着工农业转，为生产做配套，为生活做补充。

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阶段，那就是：从“没有服务可选”到“终于有了服务”，解决了服务供给的“有无问题”。

第二次起跳（2001—2010年）：从“够不够”到“好不好”

加入世贸组织（WTO）后，中国服务业的大门向世界敞开。境外资本、服务品牌、管理理念大量涌入，餐饮、住宿、零售、旅游等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。肯德基、麦当劳、家乐福、沃尔玛等国际品牌在全国快速铺开，同时也倒逼国内服务业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和质量标准。服务供给从“有没有”向“够不够”“好不好”转变。

更重要的是，2003年大众点评网上线，以点评和口碑传播的形式开始了本地生活信息服务——这是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互联网化的起点。消费者的评价第一次成了商家改善服务的硬约束，口碑好的餐馆客流暴涨，服务差的店铺门可罗雀。消费者的“用脚投票”，倒逼了整个行业的优胜劣汰。

到2010年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4.2%，生活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版图中的分量稳步加重。但此时的生活性服务业仍然缺乏顶层设计，零散的行业领域各自为战，尚未形成系统协同的合力。

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：市场开放激发了竞争活力，国际品牌带来了品质标杆，互联网开始介入消费决策，服务供给从“量”的扩张迈向“质”的提升。

第三次起跳（2011年至今）：从“好不好”到“妙不妙”

2011年后的十年，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轨迹被彻底重塑的十年。以2010年美团上线为标志，团购平台开始支持交易，O2O（线上到线下）闭环初步形成。随后互联网巨头大举进入本地生活服务领域，外卖配送、线上旅游、在线教育、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密集涌现。服务不再是“你去店里才能买到”，而是“它能送到你面前”。

2020年新冠疫情深刻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，加速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全面线上化。居家隔离期间，手机买菜、线上看病、网课学习、远程健身成为“新日常”。到2023年，我国生活服务业营业收入近1.8万亿元，从业人员约1.15亿人，营业网点达1289.3万个。

而2026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召开，则标志着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战略阶段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“突出需求牵引、改革攻坚、科技赋能、开放合作，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，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”。

这一阶段的本质变化是什么？我认为是数智技术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全要素重构——它不再是“改良”，而是“重塑”；不再是“量的增长”，而是“质的跃迁”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接下来会详细展开。

三、数智时代：生活性服务业的“三重重构”

2025年，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，占GDP比重达57.7%，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.4%。服务业已连续11年占据国民经济“半壁江山”。更重要的是，服务性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已从2013年的39.7%攀升至2025年的46.1%，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。从2013年到2025年，这一比重提升了超过6个百分点。

这些数字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经济不仅迈进了“服务经济时代”，而且正处在“服务经济”与“数智经济”深度叠加、双重演进的历史关口。正如郑吉昌教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：“服务经济时代与数智经济时代的叠加，不是两个经济形态的简单相加，而是化学反应式的范式革命。”

数智技术对生活性服务业的改造是多维度、全链条、深层次的。郑吉昌认为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的重构。

重构一：从“被动满足”到“精准匹配”

过去，生活性服务业的服务供给模式是“需求动、供给不动”。你需要家政服务，就得四处打听熟人介绍；你需要看病挂号，就得凌晨在窗口排队；你需要维修家电，就得翻箱倒柜找修理铺电话。信息不对称、获取成本高、供需错配严重，是长期困扰生活性服务业的“三大痛点”。

数智时代彻底打破了这种“人找服务”的困境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服务找人”。基于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算法推荐和智能决策能力，服务供给正在实现从“批量供给”向“精准供给”的根本转变。

我举几个例子。

舟山市打造的“舟到好家政”平台，将互联网叫车软件的“即时化”服务特色植入家政领域，集成保姆月嫂、老人护理等100余项服务项目，通过智能派单实现15分钟极速响应。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，“找阿姨像叫外卖一样快”。

在医疗领域，数智技术的精准匹配效能更为显著。杭州市打造的“安诊儿”智能体累计服务超3700万人次，28个名医数字分身24小时接诊；基层AI辅助诊断系统进行病历质控突破2亿次；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全流程智慧服务覆盖率达100%，257家医疗机构30天内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实现互联互通互认。这意味着，患者携带的历史检查单从此不再“白做”，数字化打通了医疗机构间的“数据孤岛”，以技术和数据消解了重复看病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。

可以说，数字化正在打破服务的时空壁垒、信息壁垒和信任壁垒，让优质服务的触达能力实现了量级跃升。

重构二：从“千人一面”到“千人千面”

品质化不仅是服务的标准化，更是服务的个性化。当供给足够充裕、匹配足够精准之后，生活性服务业正在经历从“标准化产品”到“定制化体验”的范式跃迁。

先说养老服务。在中国加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，“一老一小”是生活性服务业的两大核心关切。2025年，全国已有8132个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”建成，服务社区周边约1.68亿居民，通过构建“15分钟生活服务圈+互联网”，基本实现了老年人在家门口即可获得助餐、助浴、助洁、助医等全方位便利服务。

在上海，首个“AI+养老”示范场景在长宁区落地，智能护理机器人可完成翻身、助浴等操作，服务效率提升30%；在上海老博会上亮相的AI陪伴机器人“松椿果·小与”，主打“会聊天、有记忆、懂生活、能救急”，可实现温情对话、健康监测联动、一键紧急求助等功能。科技服务老年生活，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，而是带着温度的陪伴。

再说托育服务。在杭州，针对“朝九晚五”之外的带娃痛点，当地在全省率先探索推出“数智夜托”服务模式。部分托育园为孩子配备智能手环，有定位预警功能，一旦离开安全范围便会自动触发警报。夜间托育园还配备数字化夜间接待系统和智慧体征监测床垫，实现照护风险的实时预警。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晚归家长的压力，也让“高质量陪伴”从一种理想变成了可触达的现实。

最后说文旅服务。2025年，消费市场在稳健发展中孕育出结构性“新芽”，体验型经济加速成型。正如有学者所深刻指出的：“功能性的商品不再稀缺，而让人快乐的机会越来越少”——这正是消费代际更迭的本质需求。

在浙江，杭州文旅推出的系列卡打造了全国首款“文旅+百业”城市会员体系，整合了景点、交通、文化演出、餐饮住宿、体育赛事等城市业态，实现“一卡畅游、全域惠享”的文旅新体验。在广州沙面的星巴克门店，咖啡商品、魔法世界的IP沉浸体验和历史街区的文旅空间无缝融合，呈现出一个跨越传统消费边界、虚实交织的“体验场”。消费者不再仅仅购买一杯咖啡，而是在购买一种氛围、一个故事、一段城市记忆。这种“场景消费+情绪价值”的模式，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化的新方向。

重构三：从“分散碎片”到“融合闭环”

数智时代的另一个革命性特征，是行业壁垒被打破之后出现的“跨界融合”。衣食住行、医教养游、线上线下、生产消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，各类服务在技术的催化下互为赋能、深度嵌合，形成了以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”为核心的融合闭环。

以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”为例。在杭州市上城区的南星街道，近1.3公里的街区串联起“幸福食堂”“复兴卫生站”“十亩优享家”“南星菜市·龙山河市集”等多元生活场景，为沿线4个社区、260家商户编织出一幅完整的便民生活图景。而嵌入街区的“南星智邻”AI数字人系统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社区政策咨询、市集商户导览、便民服务预约等智能化服务，让“便民”从口号变成真实的存在。

在托育和医疗领域，跨界融合更为紧密。杭州余杭区的“安诊儿·余小康”医生智能体，将慢病管理经验与医疗大模型深度融合，为居民提供分级分类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。杭州全市二级以上医院的全流程智慧服务覆盖率达到100%，统一互认平台覆盖了30天内的医学检查检验结果。这意味着，医疗服务不再是孤立的问诊行为，而是与预防、健康管理、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深度交织的全链条服务闭环。

新的竞争范式正在形成。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，未来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单个行业，而是上升到“用户体验场景”和“商业生态系统”的层面。 成功的企业不再仅仅是“卖产品”或“卖服务”，而是为用户提供一个无缝的、一站式的解决方案，这种方案往往由一个跨行业的合作网络来共同支撑。

四、扬帆向未来：以“三化”引领生活性服务业的新航程

2026年4月，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，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服务业而举行的全国性大会。随后，国务院正式印发《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突破100万亿元，提升服务业“数智化、标准化、融合化、国际化”水平，培育更多“中国服务”品牌。

围绕“高品质、多样化、便利化”——这是全国服务业大会确立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航向——我认为未来十年，生活性服务业将在这三个方向上持续发力。

高品质，意味着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再到“妙不妙”。消费者不再满足于“能吃”“能住”“能看”，而是追求“吃得健康”“住得舒心”“看得过瘾”。这要求服务业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入，提升服务产品的文化内涵、科技含量和情感价值。

多样化，意味着从“一个模式打天下”到“分层分类精准供给”。不同年龄、不同收入、不同偏好的消费者，需要不同的服务组合。银发族需要适老化、慢节奏的服务；Z世代需要潮酷、互动、社交属性强的服务；多孩家庭需要一站式、省心省力的服务。谁能在细分赛道上做出特色，谁就能赢得市场。

便利化，意味着从“人找服务”到“服务找人”，从“定时定点”到“随时随地”。 这背后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和平台能力的不断进化。5G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，将让服务的触达更加丝滑、更加无感。

郑吉昌很有信心地说：生活性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、最具韧性的引擎之一。它连接着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，融合了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，既有服务于亿万民众日常生活的“烟火气”，又有承载数字技术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的“科技范”。

五、价值锚点迁移理论：郑吉昌教授三大理念

专访中，郑吉昌教授关于生活性服务业的核心理论令我印象深刻——“消费结构的‘价值锚点’正在从商品迁移到服务，生活性服务业是美好生活的‘信任放大器’，而一个服务的完整价值，包含功能、情绪与资产三重维度”。这些理念，与他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双核理论（一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发展的“粘合剂”；二是生产性服务业是激励财富创造的“制度基石”）遥相呼应，共同构成了他服务经济思想体系的完整双翼。

他提出的生活性服务业“价值锚点迁移理论”，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核心理念：

核心理念一：消费结构的“价格倒挂”与“价值锚点”迁移

郑吉昌教授常以两个跨越四十年的经济指标对比，揭示生活性服务业地位的剧变：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售价相当于普通工人数月工资，而家政服务每月仅需几十元——彼时中国经济是典型的“物质产品主导型”，消费的核心锚点在于耐用消费品。如今，21英寸智能电视的价格不足普通工人半月工资，而家政、养老、康养等服务消费月费动辄数千元，“商品价格下行、服务价值上行”的倒挂现象，标志着中国居民消费的“价值锚点”已从物质产品彻底迁移到服务体验。

郑教授据此提出一个核心判断：一个经济体从“物质匮乏”走向“物质丰裕”后，经济增长的终极动力必然从“商品消费”转向“服务消费”。中国目前已进入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，服务消费正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最持久的动力源。

核心理念二：生活性服务业是“美好生活的信任放大器”

如果说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生态的“粘合剂”、将不同工业环节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，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在郑吉昌的理论体系中则被赋予了另一重使命：“信任放大器”与“社会情绪的传导枢纽”。

郑教授多次指出，生活性服务业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劳务输出，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货币化。一个家政服务人员能否让雇主放心托付家门与老人孩童，一家康养机构能否赢得老年人及其家属的信赖，一个文旅产品能否给消费者带来文化共鸣与情绪共情——这些问题的核心都在于“信任”。好服务会自发形成口碑，口碑就是生活性服务业最有效的“信任放大器”。

郑吉昌进一步强调，生活性服务业还充当着社会情绪的“传导枢纽”。当人们感到被尊重、被关怀、被理解时，那种来自社会的温暖会通过服务链条层层传递，最终凝聚为整个社会向上向善的集体情绪。反之，低劣的服务则可能引发社会戾气的传导。因此，生活性服务业不仅关乎经济增长，更关乎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感的内在建构。

核心理念三：从“功能满足”到“情绪共情”的产品价值重构

郑吉昌教授认为，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，产品价值的核心在于功能、效率与成本；而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，传统“功能价值”已经不足以解释全部。他提出一个经典的价值公式：

产品价值 = 功能价值 + 情绪价值 + 资产价值

其中，情绪价值是生活性服务业区别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维度。一个餐厅的饭菜固然要好吃（功能价值），但它能否提供令人愉悦的用餐氛围、能否让顾客产生“下次还来”的情感认同，同样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。郑教授在演讲中专门提到了“悦己消费”——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情绪共情、文化共鸣、精神共振的服务产品，正在成为新消费增量的突破口。

此外，郑吉昌还强调要把握服务产品的 “专属性” ——服务的交付是即时发生的，不可存储、不可复制，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独立的“价值创造”。因此，生活性服务业必须回归到“以人为本”的服务本质：关注用户需求的细微差异，界定好与服务对象的“柔性边界”，让每一个服务环节都能传递尊重与温度。

他还特别指出，未来服务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 “人性化服务 + 智能化技术”的有机结合。这意味着生活性服务业不能停留在传统低端“劳动密集型”模式，而必须借助数智技术实现精细化、个性化、智慧化，在“效率”与“温度”之间找到平衡。

采访结束时，已近傍晚。

郑吉昌教授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。窗外是杭州这座正在生长的城市，万家灯火渐次亮起，社区里飘出饭菜的香气，街角的便利店、健身房、养老驿站和亲子中心仍在柔和的灯光下静静守候。

“你看，”他指着远处一片温暖的生活区，“那些亮着灯的地方，藏着无数的家政平台、康养机构、教育中心、文旅设计团队——它们不生产具体的工业产品，但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感、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，背后都有它们的身影。”

他转过身，笑了：“四十年前，我刚接触服务经济的时候，生活服务不过是国营饭店、理发店和招待所。谁家里要请个保姆、找个护工，都觉得是稀罕事。谁能想到今天？”

我们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忽然理解了这位被誉为“服务经济的思想贡献者、理论传播者与实践推动者”的著名专家，这些年奔走四方的意义——他不仅仅是研究了一个经济门类的演变，更是在见证并推动一场深刻的生活方式的变革。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，从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，到托举起全生命周期的品质与尊严——生活性服务业的这趟旅程，恰如中国从温饱迈向共同富裕的一个温暖侧影。